摘要：汪應辰是南宋初期一位主要的理學家、文學家，重要活潑于宋高宗、孝宗兩朝。汪應辰師從張九成、呂本中，繼續了二程的伊洛之學，同時與朱熹、呂祖謙等理學大師訂交甚篤。汪應辰是朱熹的從表叔，南宋隆興北伐與訂定合同時代(1163-1164)兩人來往親密，在政治上兩人都是主戰派，常論爭事，也恰是在汪的扶攜提拔下朱熹得以登上政治舞臺。跟著隆興北伐掉敗，朱熹認識到國度暗藏的危機，朝廷高低陷溺梵學、蘇學，遂決意停止批評，并與汪應辰就儒釋邪正題目睜開論辯，在此基本上完成著作《雜學辨》，為其后來集宋代表學之年夜成邁出堅實一個步驟。
要害詞：汪應辰 朱熹 《訂婚集》 《雜學辨》
在中國文明史上朱熹（1130年—1200年）是無足輕重的人物，他構建的理學文明系統，周全體系論述了儒學的倫理精力，成為西方儒學史上的一座豐碑。而在汗青上對朱熹思惟構成發生過主要的人物汪應辰，較少有人知曉。汪應辰（1118年-1176年）是朱熹的從表叔，年長朱熹12歲。他欣賞朱熹的才干和學問，屢次向朝廷加以推薦，為朱熹的宦途展路。可以說，朱熹早年得以登上政治舞臺離不開這位表叔的扶攜提拔，朱熹的政治態度的構成也與之互相關注。尤其是兩人在來往經過歷程中的思惟比武，更是直接影響了朱熹的思惟不雅念的構成。
汪應辰，字圣錫，世稱玉山師長教師，南宋信州玉山（今屬江西省玉山縣），是南宋時代有影響力的政治家、文學家、理學家、散文家、詩人，他少有才名，天資聰明，18歲得中狀元，是中國汗青上為數未幾的年少狀元。《宋史》列有汪應辰傳，“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唸書，屬對回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1]汪應辰年少成名，在宦海上卻并沒有東風自得，屢屢碰鼻，宦海沉浮卻沒有耗費他的治學之心。他為官之余，筆耕不輟，著作頗多，有《二經雅言》二卷、《唐書傳記辨證》二十卷、《翰林詞翰》五卷、《石林燕語辨》十卷，令人可惜的是大都著作亡佚。明嘉靖年間的學士教學場地程敏政曾得見其文，抄寫十二卷。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夏浚在程敏政手手本基本上，編輯出十四卷本《汪訂婚公集》。至清乾隆年間，在編撰四庫全書時代，學者以夏浚版《汪訂婚公集》為底本，又綜合《永樂年夜典》中的輯補佚文，編撰出二十四卷的《訂婚集》，留世至今。
現存《訂婚集》是研討汪應辰最主要的參考文獻，書中內在的事務豐盛，涵蓋奏議、狀劄、表、策論、制、序、記、說、銘、題跋、書、啟、祝、祭文、志銘、詩歌，達五百余篇，較為體系周全展示了汪應辰的思惟、為官、文采、來往等情形。明清以來，學者對汪應辰的學術成績評價甚高，黃宗羲所撰《宋元學案》中收錄“玉山學案”。“師長教師于學，博綜諸家”，“骨鯁極似橫浦，多識媒介往行以畜德似紫薇、而未嘗佞佛，粹然為醇儒”。一代醇儒評價可謂甚高，他所創創建的“玉山學派”亦對后世發生了很年夜影響，其門生有“金華學派”開創人呂祖謙，與楊萬里、范成年夜、陸游并稱為“南宋四年夜詩人”的尤袤。惋惜汪應辰的現存材料無限，難認為我們浮現出其思惟全貌。學界對汪應辰追蹤關心和研討尚且不敷，經由過程朱熹與汪應辰之間的來往辨析，可以或許讓我們清楚這段塵封的汗青。
一、關懷時局：南宋隆興年間汪應辰與朱熹叔侄間的親密來往
汪應辰與朱熹之間來往，與那時南宋與金朝南北的對立政局親密相干，他們之間的來往不只僅是叔侄之間的感情往來，更是滲入著政治不雅點的交通。南宋立國以來，一直無法解脫南方勁敵的金朝的襲擾和進犯，朝堂之上構成了主和派和主戰派兩年夜陣營，兩派的爭辯一直是朝堂政治博弈的核心。在這場長達數十年的斗爭中，直接影響了汪應辰和朱熹的處境，作為主戰派的代表，他們與主和派巨猾臣的秦檜看法相左，在政治持久被打壓。據《宋史·汪應辰傳》載：
“時秦檜力主訂定合同，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回我。應辰上疏，謂：“訂定合同不諧非所患，訂定合同諧矣，而沿襲無備之可畏。貳言不息非所患，貳言息矣，而高低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埸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認為休兵息平易近自此而始。縱忘歷年之恥，獨不思異時不測之患乎？此沿襲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議之初，年夜則竄逐，小則免除，至有一言逢迎，則不次擢用。是以君子窺見間隙，輕躁者奉承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奸臣正士乃無以自立于群小之間，此高低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愿勿以和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仇敵之至。”疏奏，秦檜年夜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回。”[2]
這個時代，朱熹在追隨程頤二傳門生李侗（1093年-1163年）從學，面臨金軍年夜舉南侵，宋孝宗臨危即位，召求賢達婉言的時局。1162年8月，朱熹在李侗的指導下，第一次向朝廷上書，陳說請求朝廷勵精圖治，抗擊勁敵的不雅點。他提出“修攘之計不成以不早定,痛斥對金媾和之說,請求宋孝宗及早制訂主戰打算。”其主戰的不雅點與汪應辰是分歧的，兩個月之后叔侄兩人就碰面了。
1162年10月的春季，汪應辰將出知福州,到差之前，兩人在建安第一次相見，面臨這個有才幹和血氣的表侄，他顯然非常興奮，甚至有“一見如故”之感。他在給老友吏部侍郎陳俊卿的信中不乏溢美之詞。“其學材識為遠器，亦招其來此，帥司預備派遣。……乞辟差元晦，敢看同凌丈見宰執言之。”汪應辰稱朱熹為遠器，天然是非常欣賞，到福州任上后，便把朱熹叫在身邊栽培。也就是從這個時辰，兩人開端了長達數年的親密來往。在汪應辰為代表的會議室出租主戰派集團扶攜提拔下，朱熹得以收支宦途，獲得了面見宋孝宗的機遇。
南宋初年，政局不穩，戰事時有產生。宋孝宗即位以來，對金朝的立場，一直在是戰與是和中扭捏不定，兩派政治權勢的博弈也是追隨圣意起升沉伏。1163年宋孝宗偏向主戰，錄用張浚為樞密使兼江淮工具兩路宣撫使，展示出克意北伐的立場。汪應辰靈敏地認識到這個是把朱熹推向的政治舞臺的盡佳時代，他再次致書老友陳俊卿力薦朱熹。“朱迪功熹，進修日新，殊未可量也，不知朝廷有處之否。”也恰是在汪應辰的舉薦下，此年3月，朝廷召朱熹赴臨安；7月，宋孝宗召朱熹進奏登對，11月6日宋孝宗在垂拱殿中召1對1教學見了朱熹。朱熹面奏天子婉言本身對社會實際和金朝的政治立場，他盼望宋孝宗可以或許重用儒學，勵精圖治，“是以意誠懇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齊，國之治，全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收兵抗金的公理性，并提出收兵華夏的方略。汪應辰對于此次面奏很是器重，親身寫信囑托朱熹。“竊計誠懇正論,自在獻納,所以開悟上意者多矣。”惋惜，事與愿違，宋孝宗并沒有器重這些不雅點，面奏之后朱熹遭到冷淡的看待，僅獲得武學博士的閑職，難以發揮理想，一度讓朱熹受挫很深。
此后，跟著宋金戰局的成長，戰事的掉利，讓主戰派處于優勢位置。終極，宋孝宗選擇支撐議和，主戰派魁首張浚隨即被免職，致使主戰派徹底掉勢。在這時代，汪應辰與朱熹屢次在福州切磋戰事，會商對策，畢竟無法擺佈朝局的成長。
也恰是在這段親密的來往中，汪應辰和朱熹在政治不雅念上告竣良多共鳴。在管理國度方面，他們都盼望最高統治者可以或許剷除痹證，任用賢臣，體察平易近情，德治承平，是傳統儒家思惟的延續和成長。
汪應辰在《廷試策》中言：“臣聞治道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行帝道則帝，行霸道則王，行蠻橫則霸，未無力行而不至者也，未有不克不及力行而能至者也。”[3]在《論愛平易近六事疏》中言“臣竊認為古人君年夜無為于全國，雖酬酢事情，紛歧而足，然皆以畏天愛平易近為本。蓋天視自我平易近視，天聽自我平易近聽，愛平易近乃所以畏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全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平易近而能得乎天也。”[4]朱熹異樣有相似的結論，“全國之務，莫年夜于恤平易近，而恤平易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正綱”。
隆興年間的時局動蕩，深入影響了兩人此后的人生軌跡。汪應辰在福州任上轉赴四川擔負制置使、知成都府，在宦途上得以升遷，獲得發揮政管理想的機遇。與之相反，朝廷爭斗讓朱熹發生了厭倦，他決定潛心向學，深研理學，盼望可以或許經由過程思惟明人倫、君子心，開啟了屬于他本身的一段救贖之路，為日后成為一代儒學宗師打下了基本。
二、不雅點比武：汪應辰與朱熹間的論辯
1160年至1170年是朱熹晚期理學思惟構成的要害時代，這個階段恰是他與汪應辰頻仍來往的時代，時代兩人從對時局的會商中，也延長到了思惟會商。他的一部主要著作《雜學辨》，也恰是在這個階段完成的。
面臨宋孝宗擺佈扭捏的決議計劃招致北伐掉敗的局勢，朱熹是非常不滿的。他以為形成這種緣由的與朝堂之上陷溺梵學之風不有關系，他屢次勸誡孝宗拋棄梵學，重用儒學治事，盼望從思惟泉源上找到處理時局窘境的方式。1163年他在面見宋孝宗時就曾經婉言勸戒天子不要陷溺梵學。“朱熹面奏三札，直指趙昚的君過。第一札講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的‘圣學’，意在否決佛老。”[5]從走我們看出朱熹對時局的思慮是進進到更為深入的治國理念上，他對梵學的立場比擬明白，持批評和否認的立場，其意圖是在推重儒學的正統位置。汪應辰和朱熹都曾進修梵學，但在儒學與梵學的關系上，朱熹和汪應辰的不雅點是分歧的，這也為他們的論證埋下了伏筆。
工作緣起于朱熹與汪應辰的論爭始于對羅從彥的《龜山語錄》的會商。1663年朱熹將此書寄于汪應辰，同年4月在回信中指出《龜》書中一些“可疑者”即語涉梵學之處問朱熹。
羅丈《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圣”與“得無所得，形色本性”，與“色便是空”，恐難作一類語看。有《事君人者》一章，頃當問王丈信伯，有次序遞次否?王丈云前兩句有次序遞次，后兩句難分。又問同是一章，若這般說，則語脈不貫串。王文云，恐如信善美須有次序遞次，至于年夜也、圣也、神也，豈可分好壞?正與《事君人者》一章類似。[6]
“羅丈《語録》,得之甚幸,另有可疑者,謹具別紙。”別紙所具“可疑”者,即語涉佛、老之處。朱熹在回信中婉言對楊時雜引梵學之說的不滿，“以此知異學決不成與圣學同年而語也明矣。”此后，兩人接連通訊，朱熹在《答汪尚書一》《答汪尚書二》《答汪尚書三》三封信中，慢慢切磋了對儒家與佛家的關系，并成長到對禪佛的思惟批駁。
在與汪應辰來去的手札往來中，朱熹流露早年學佛的經過的事況。“熹于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然則先輩于釋氏未能忘記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這般者,而或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7]朱熹以為儒學可以借佛禪來講解,但不同等于儒佛同志，佛禪中有儒學可吸取的營養,但不克不及說儒佛相成。這分歧于汪應辰所持的“儒、釋、道三教同源說”，成為兩人的不合點。
汪應辰與朱熹早年學佛的經過的事況分歧。他早年師事楊時門生喻樗,“遂聞伊洛之學”，中狀元后又問學張九成和呂本中。呂本中與張九成是老友，兩人曾一同在年夜慧禪師宗杲處習禪。在兩位導師的領導下，向看話禪師宗杲問道梵學。他對宗杲評價頗高:“卓盡之識,縱橫之辯。乘鋒投契，間不容詢。嘻笑怒罵，各種便利。”宗杲逝世時,他固然遠在福州,仍作文哭祭。可見，汪應辰對于佛家并不排擠，與其兩位教員立場是分歧的。
此外，朱熹與汪應辰睜開的論辯，不只僅局限于兩人不雅點的爭辯，而是針對那時士年夜夫風尚不滿的有感而發。在這一階段，他先后與羅博文、江元哲、李伯諫等人也停止著論辯。這很年夜水平上取決于，他對那時士年夜夫好佛的持否認立場，以為：“大略晚世言道學者，掉于太高，唸書課本，率常以徑易超盡，不歷門路為快，而于其間波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疏忽嫌棄，認為卑近零碎，缺乏留情。”[8]
朱熹與汪應辰關于儒學與梵學的論辯是一個連續睜開的經過歷程，在這經過歷程中跟著汪應辰赴四川任制置使兼成都知府而產生遷徙。蜀地是蘇軾蘇澈的故鄉，在此地風行蘇學。那時，蘇學亦是影響朝局的學問，孝宗和朝堂上一群士年夜夫也崇尚蘇學。而蘇學與梵學又有著極為親密的關系，蘇東坡尚佛，蘇澈曾作《傳燈錄解》在梵學上有著極高的成就共享空間，朱熹并不認同二蘇的梵學不雅點，也致使這場并未熄滅的論證也隨之轉移到對蘇學的回嘴上了。
汪應辰在不雅念上是親身蘇學的，這也與他師承親密相干。 他的教員呂本中繼續了江西詩學，在詩學傳承上認蘇軾為祖，這也必定水平上影響了汪應辰的愛好。他在與朱熹的手札中言道：
東坡初年，力辟禪學，如《鹽官縣安國寺年夜悲閣記》，省記不清楚，此中引“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之類，其后讀釋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從文關西等游，又見其辯博不成屈從也，始悔其少作。……若概而言之，以與王氏（筆者注：王即王安石）同貶，恐或太過，論法者必原其情，愿更察之也。[9]
對此，朱熹則辯駁指出:
熹竊謂學以了解為本,了解則學純而心正，見于行事、發于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特以不克不及了解，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進于邪。……蘇氏之學雖與王氏如有分歧者，然其不了解而自認為是則均焉。學不了解，其心固無所取,則認為正,又自認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全國未被其禍罷了。其牽強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認為圣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顧忌，不在王氏之下。[10]
在這場論辯中汪應辰與朱熹異樣睜開了深刻的會商，不雅點的爭辯并無高低之別。年青氣盛的朱熹言辭劇烈，直抒己見。汪應辰作為晚輩則顯得謙恭，固然他并不完整認同朱熹的不雅點，仍是表示出勸戒的姿勢，提出“論法者必原其情”。
在這場論辯中受害最深的是朱熹，他并沒有止步于此，而是此基本上睜開了更為深入的思慮，并終極完成了他晚期思惟的主要著作《雜學辨》。《雜》書中包括了四篇批評性文章，分辨表現了朱熹與蘇軾、蘇轍、張九成和呂本中等人在本體論、功夫論和知行不雅等方面的詳細不合，表現了他晚期的儒學思惟特色。
現實上，朱熹對汪應辰的論辯中，其目標是向這位先輩傳輸本身的不雅點，盼望能獲得支撐，勸戒其離開梵學的影響，專攻于儒學的研討。他在信中誇大：“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說，冀或有助萬分。”朱熹的盡力也確切對汪應辰發生了影響，使之在儒學上更為專研。后人黃宗羲評述其成績教學時，指出“未嘗佞佛，粹然為醇儒”，可謂是對這段論辯的一種回應。
論辯是不雅點的爭辯，是思惟的延長，在這場論辯中最為收益的無疑是朱熹，他對儒學成長的發生的無足輕重的影響，在中國文明史上的位置更無需多言。朱熹與汪應辰之間的論辯，可作前人論辯的典范。今世學者束景南對于這段論辯的解讀可謂正確，他說“這場梵學論爭,是他對十余年收支老佛的自我批評,是對師事道謙的苦楚懊悔,也是對影響最年夜的宗杲新派禪宗的思惟清理”。[11]
固然在論辯中朱熹不乏沖犯的言語，在心坎深處他是非常敬佩這位表叔的為人，感念其知遇之恩，從他在汪應辰的祭文中可窺一斑。“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認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認為名；道高德備，而不自認為德；位高勢重，而不自認為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平易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渟!”[12]
[該文系2023年溫州市哲學社會迷信計劃年度課題“汪應辰儒學思惟及文明來往研討”贊助（編號23WSK250YBM）]
注釋：
[1] 汪應辰：《宋汪訂婚公集》，《訂婚集》，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23年版，第418-419頁.
[2] 汪應辰：《宋汪訂婚公集》，《訂婚集》，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23年版，第419頁。
[3] 汪應辰：《廷試策》，《訂婚集》，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23年版，第73頁。
[4] 汪應辰：《廷試策》，《訂婚集》，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23年版，第49頁。
[5] 束景南：《朱熹“性”的救贖之路》，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21年版，第95頁。
[6] 汪應辰：《與朱元晦》，《訂婚集》，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23年版，第201頁。
[7] 朱熹：《晦安師長教師白文公集》，《朱子全書》（修訂版）第21冊，第1295頁。
[8] 朱熹：《晦安師長教師白文公集》，《朱子全書》（修訂版）第21冊，第1297頁。
[9] 汪應辰：《與朱元晦》，《訂婚集》，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23年版，第206頁。
[10] 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祥：《朱子全書》（第21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02年版，第1303頁。
[11] 束景南：《朱子年夜傳》，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35頁。
[12] 汪應辰：《祭文：白文公熹》，《訂婚集》，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23年版，第427頁。
（作者單元：付桂生，清華年夜學；胡新新，溫州理工學院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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