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來曲阜衍圣公府的位置、感化與影響
——《孔府檔案匯編》內容簡介
作者：郭松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討所）
來源：《國際儒學》2022年第4期
摘要
曲阜衍圣公府檔案，數量龐年夜，延續時間也長，內容觸及與孔府有關的政治、經濟、文明等諸多領域，是我國檔案文獻中的一筆極其珍貴的文明財富。發掘應用孔府檔案，并將之公布于年夜眾視野，收拾出書《孔子博物館躲孔府檔案匯編》，對推動研討孔子所創立的儒學和儒學文明在我國歷史長河中起到的獨特感化，以及統治者為倡導儒學而連帶對孔家后裔優遇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具有主要意義。
關鍵詞
孔府；檔案；曲阜；宗族軌制
此次由山東曲阜孔子博物館與曲阜師范年夜學一起配合，收拾出書《包養妹孔子博物館躲孔府檔案匯編》一書，對推動學術界清楚研討孔子所創立的儒學和儒學文明在我國歷史長河中起到的獨特感化，以及統治者為倡導儒學而延推對孔家后裔優遇連帶產生的社會效應，具有主要意義。書題所稱“孔府”，也就是衍圣公府。衍圣公是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對孔子明日裔所授的爵位，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曾一度改衍圣公為封奉圣公，至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又改回衍圣公，以后歷金、元、明、清始終不變。現存的孔府檔案，上溯至明，下迄平易近國，此中數量最年夜、保留最完全的是清代部門，總量不下于30余萬件。這宗孔府檔案不僅數量龐年夜，觸及內容廣，並且延續時間也長，稱得上是我國檔案文獻收存中一筆極其珍貴的文明財富。
那么，孔府檔案畢竟收藏哪些有價值的內容呢？
《孔子博物館躲孔府檔案匯編：明代卷》
一、它完全或比較完全地反應了中國自明至平易近國各代統治者通過優遇孔府以示尊孔崇儒的態度
明朝肇建，太祖朱元璋便于洪武元包養網比較年（1368），敕諭衍圣公孔克堅前去南京朝覲，還在謹身殿向孔夸贊：“你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式。”隨之立《為禮祀岳鎮海瀆免祀雜神專崇孔子御碑》，又褒揚“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全國師，以濟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又按規制將衍圣公秩由三品晉為二品，隨后晉正一品，階資善年夜夫，朝賀列文武班首，于京師賜宅邸；詔定衍圣公屬官和尼山、洙泗、三氏各學山長、傳授、學錄等職，包養俱樂部由孔府移咨吏部審定除授。為了確保祀孔的正規和盛大，朝廷特賜孔廟祭田2 000年夜頃、又撥贍田73年夜頃（每年夜頃相當于3官頃），確定佃戶500戶、2 000丁，稱欽撥佃戶，所出籽粒物品除供廟庭四時祭奉外，還準用于屬官俸祿、各員役工食與府內日常開銷；賜林廟灑掃戶100戶，加尼山舊有灑掃戶15戶，共115戶，以備林廟值役灑掃；又選樂舞生146名、禮生100名，具體人數，檔案中亦有分歧記載。他們平時操練器樂、熟習贊禮跳舞，祭日不誤出演。凡以上供役人員，朝廷均免予官府雜泛差徭，良多人就通過捐納獲得資格。是以，特別自進清以后，這些人的數量更是年夜增。
為表現對“孔子后裔不使別人統攝之意”，統治者早在唐懿宗咸通年間（860—874），便開始命孔姓充當曲阜知縣，金元時期又常令衍圣公兼攝，是謂世襲縣尹。明洪武七包養網評價年（1374），雖將世襲改為世職，但由孔姓人充當的做法，仍沿襲不變。直到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朝廷為減弱孔府權限，才將世職制改為與其他州縣一樣的流官制。對于孔姓的其余族人，明朝當局也同樣給予優待，如“免孔氏子孫雜泛差徭”；免衍圣公本戶及族人自置田土稅糧，稱免糧地。后又設輕糧地，對坐落于曲阜、鄒縣、滕縣三縣有關的族人地步，所征正雜銀糧數較常賦偏輕。
乾隆帝像
清統治者自進關進抵京師后，便確認“先圣孔子為萬世道統之宗，本朝開國之初，一代綱常扶植于此”。對于明朝優遇孔府的事實均承諾不變，各種恩惠賞赍不斷。康熙、雍正、乾隆等各天子經常遣官甚至派皇子赴闕里孔廟致祭，欽賜碑文匾額、樂器、供器，屢次撥府庫巨帑修葺孔廟。康熙和乾隆天子還借南巡、東巡之包養意思名，親臨曲阜致祭孔廟孔林。這在孔府檔案中都有詳細記載，其文件數多達2 667個卷宗，此中340件記錄的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南巡事。而乾隆天子到抵的八次中，十三年（1748）、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四十一年（1776）和五十五年（1790）五次，是專為祭岱（泰山岱廟）、祭孔而來的。天子駕臨曲阜，宣揚的是“尊儒崇道”，但對孔府甚至山東處所官府，在處理有關接駕、陪駕和送駕等事務上，都需費盡心機，竭盡全力。
由于天子臨幸曲阜祭孔，重要是孔府的事，凡所觸及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亦重要歸其籌辦。乾隆時，孔府轄下繁殖欽撥佃戶、廟戶以及孔姓族人，各不下上萬家，但要他們包養網推薦于每歲定額租賦差包養網ppt派外，再承擔高額攤派，實在難以應付。所以當天子臨幸時，孔府和廟佃戶人以及與孔姓族人間，圍繞著各種征派與反征派的牴觸，成為這批檔案中的主要內容。當然這中間也包含了孔府與曲阜等有關州縣，為搶奪驟然緊張的差役資源發生爭執彼此遞交的文書，而就其數量，甚至超過孔府為迎駕接駕設定禮儀活動所構成的文件。在孔府檔案中，留有這般周全具體又多角度的文字記錄，應是清代其他有關天子出巡資猜中難以見到的。
朝廷恩遇孔府，孔府當然得作相應回報。在當時，每逢朝廷有年夜事，孔府便需應和。從明洪武元年孔克堅到南京朝覲太祖朱元璋后，歷代承襲者凡有能夠，都要進京面圣，參加各種典禮活動。此中第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留下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進京日記”、嘉慶二十四年（1819）七十三代衍圣公孔慶镕進京慶賀天子六旬萬壽召對構成的談話記錄稿，以及光緒三十二年（1906）到三十三年（1907）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貽與生母彭氏屢次朝覲慈禧太后有關禮儀與對話記錄，都很具體生動。另如“每代衍圣公襲封奏稿”“歷代衍圣公奏折檔冊”“歷代衍圣公進京召對草稿”等文件，也都是記錄憑信。
孔令貽
二、它被塑形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宗族軌制的一塊樣板
在中國封建后期，政權和族權結合并彼此依藉，成為統治者加強既有社會次序穩定的一種主要手腕，而族權所憑依的宗法軌制，又與儒學密不成分。宗法制以父系明日長為大批，大批者“尊之統也”，余為小宗。大批通過“收族”以把持小宗，構成以小尊年夜、以幼敬長的格式。所以，當明清統治者優遇孔府的同時，也有興趣將之培植成為全國宗族軌制的典範。
早在明代，太祖朱元璋賜衍圣“璽書，令約束族眾”，又欽定孔氏行輩十字以別長幼、示尊卑。在孔氏宗族內部，衍圣公是明日裔明日嗣，位置最高，稱大批主，且“百世不祧”，是族眾繁衍而派生出60戶（也稱房或支）中的大批戶。大批主下設孔庭族長、林廟舉事、戶頭等職以協助任務，并借“收族”“恤族”（設族田、宗學、行免差免糧）增強小宗戶對大批戶的凝集力。棲身于曲阜以外各省各州縣族眾，亦“效闕里例”實施。孔廟、孔林也是大批主欲行加強對小宗族人向心力的一種手腕，如鼓勵異族眾按期回曲阜拜謁祖廟，祭掃祖墳，以恪盡孝道。再就是修譜，孔府規定，家譜限每六十年一年夜修、三十年一小修。年夜修以甲子年為期，小修定在甲午年。比擬年夜修，小修只就前譜做需要的補充和修正。
朱元璋像
孔氏子孫行輩取名訓字，前10字為希、言、公、彥、承、弘、聞、貞、尚、衍，是明建文三年（1401）頒布的。乾隆五年（1740）又欽定：興、毓、包養甜心網傳、繼、廣、昭、憲、慶、繁、祥10字。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繼定：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10字。當時，凡屬孔姓明日傳子孫取名，均按此行輩為準。另如曾、顏、孟等儒學後輩，其子孫取名，亦準用此行輩。關于孔氏子孫行輩字數、時間亦有分歧說法，待考。
修譜起首是對所屬族眾的一次成分年夜檢查。具體法式是，先由自己出具甘結，包養app聲名“無不孝”“無違犯國法”“流進下賤”“落發”等行為，再消除“系義子、贅婿、改嫁婦帶來之子”諸成分，然后經所屬戶頭、戶舉審定無誤，才得寫進譜書。只要進得家譜，自己及家庭成員才幹包養網ppt享用免差、進學、逝世后歸葬祖陵（孔林）和孔府“恤族”中設定的好處。聚居外埠族人修譜，格局上多效仿曲阜本支。他們事前得向孔府呈稟，獲得大批主指示。待譜成后，再送孔府查驗鈐印，并存檔備考，以獲得“圣裔”憑信。孔姓的族譜家規、家訓，起首多登載由大批主衍圣公頒定的“祖訓箴規”，然后再列具體條規，當然也有只登各房戶自行訂立規矩的。這些規訓，往往掛著“先圣”“先祖”的名號出現，從而既宣揚了封建綱常，又向統治者昭示，它與遵照當前國家法式、安做順平易近的請求是分歧的。
在孔府檔案中，有關宗族方面的內容占有很年夜的分量。據不完整統計，共12 800余件。內容包括立嗣，行查戶籍，違犯家規，選舉族長、戶頭、戶舉，婚喪祭奠，免差，調解族人爭紛，族人訟案等。此中最寶貴的是它所保留的大批孔姓譜書和圍繞修譜的榜示條規、族人呈繳進譜申請甘結等文件。就宗譜而言，時間最早的是成書于明成化年間（1465—1487）和嘉靖（1522—1566）間的兩部珍本。清代的譜書，不少是流寓外埠族人成譜后呈送孔府鈐印保存下來的，計278部，其地區觸及山東和全國18個省區。迨及平易近國時期，年夜約在1929年到1930年間，有孔姓族人提出將全國孔姓合修一部家譜。經多年盡力，終于在1937年完成“全國孔氏合修族譜稿”445種、合計6 418頁。這在我國修譜史中稱得上是件年夜工程。
孔府檔案中還存留有曾、顏、孟、仲等各“先賢”家族的資料，現存庫包養管道“先賢”宗譜共22部。孔府檔案中之所以保留這部門資料，是因為依照封建宗法關系，除以血緣為紐帶的同姓族人外，也可擴年夜為非血緣的師生關系。顏、曾、仲等人都授業于孔子，逝世后又被奉為“賢人”。至于孟子等，也因尊孔崇儒，逝世后配享孔廟，得待孔府為尊。明清兩代，統治者特受命孔府有統率“先賢”之責，其后裔視衍圣公為“宗官”“宗師”“大批”“大批主”，稱孔府為“大批府”，有師生之誼。于是他們的公務，包含家族事務，都要報告孔府裁斷或轉奏朝廷，包含他們的譜書，也因呈交鈐印而匯存于“孔府檔案”之列。
孔子像
三、它集中體現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貴族田主的特徵
作為貴族田主的孔府，它始于宋而盛于明清，歷史長久，加上統治者的恩寵長時不衰，故在體現貴族田主特徵上亦更具獨特的典範性。
明清統治者授孔氏明日長裔世襲公爵，又欽賜田土、佃戶，屬于隧道的貴族年夜田主之家。在中國封建社會里，貴族田主的出現應是較晚的事。此前如周初，實行王對領主的領土封贈和農戶撥賜。漢代以后，又采取頒食采邑的方法，天子只把地稅賜給貴族，而沒有地盤一切權和應用權。大要到宋代才把貴族成分與地盤直接連在一路，明清則進進盛期。前述孔府的衍圣公封號出現于宋仁宗時，隨后又“賜田一百年夜頃”，并“依鄉例自招佃種，而罷制祿之法”。到了明代，封號依舊，授田和撥賜佃戶數擴年夜了20倍。清朝換代后，往昔的王公貴族都在戰火硝煙和社會激蕩中掉勢垮臺，孔府卻巋然不動，爵位仍舊，規制和特權得以繼承。所以在孔府身上，即可看出明朝貴族田主的影子，同時又適應于清朝的現實。
明清的封授爵位軌制，除天子宗親授王號，凡是以公為最高級級。爵分兩種，一只限自己，二可世爵，即清代的“世襲罔替”，孔府則屬于“同天并包養sd老”“與國咸休”的襲封公爺。作為公爺等級的孔府，為保證其日常事務正常行運，下設有百戶、管勾、司樂、典籍、知印、掌書六廳。六廳相當于當局衙門的六部、六房。此中前四廳號稱兵農禮樂四司，為其焦點。
無論六廳或四司，就職責而言，最能彰顯貴族田主特徵的，當屬管勾和百戶兩廳。管勾廳設管勾一員，始于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負責“掌領禮樂”。到了明代，加稱屯田管勾，授正六品銜，改為專司祀田錢糧、統轄佃戶長官了。從此他既是府內的財務官，對眾多欽撥佃戶則又具有行施政務和司法權力的平易近政官。管勾在孔府外堂廊房與百戶廳一樣，保有他的辦事房間，但真正辦事處所卻設在祀田最多、佃戶最集中的巨野縣。
管勾廳設有公役皂隸，每當有事，便可打點升堂，擲簽行杖，較之州縣官府可有過之而無不及。管勾下設八品屯官9員，分轄散落于山東兗州、曹州、泰安3府16州縣的祭田和佃戶。
孔府的祭田分屯和廠，還有官莊。每個屯往往包含幾十個村莊，如鄆城屯即有莊所40余處，巨野、平陽兩屯莊所60有零。屯官管屯，又設總甲和小甲協助。各廠有管事或管廠經管，以下也有小甲和莊頭。總計這些管事員役人數，僅各屯廠便達500余名，可稱隊伍浩蕩。此外，孔府在曲阜等縣另設官莊20所。官莊的田土等級普通較屯廠好，收益亦高，多由孔府直接委員治理。與當時多數貴族田主一樣，孔府除欽賜官地外，還有不少在冊而不進書的自置私產。自置田的來源有墾荒、投獻、契買和娶媳陪嫁等，均歸孔府本家人自管。
隨著時間推移，孔府賜田和佃戶數額也有所變動。先說祭田，明初號稱2 000年夜頃，至清順、康間約為6 835畝包養意思，以后雖有迷掉、侵隱，但屢經清丈，加上河南、直隸、江蘇都陸續清算出舊時祭田，得掉相較，變動不年夜。佃戶的增添是由于人丁繁殖，明初500戶、2 000丁，到清期，經核對檔案粗略預算，戶應上萬，丁近10萬，加上未成丁小口和女口，可在二三十萬高低。
百戶廳稱“欽設林廟守衛司”，置林廟百戶一員，簡稱百戶，始設于東漢桓帝元嘉二年（152），清康熙間定百戶授四品頂戴，補服系刀，有傘、鑼、獸刀、棍、鎖、藍旗等軍牢儀仗，其屬員有健丁80名（由廟戶中挑選）。由百戶統領的廟戶雖無授田，但可免去官府差役以應林廟灑掃守衛和府內一應差徭。廟包養甜心戶原定115戶，至乾隆中已有“舊日百戶，今且萬家”之說，增添量也不小。檔案所見，康熙五十二年（1713）孔府廟戶額丁1 519丁，乾隆二十五年（1760）增至4 840丁，到了咸豐三年（1853），還有4 480丁。
按制例，祭學地步只為祭奠辦學，兼及孔府日常開銷，為保證不致祀典出缺，故嚴令凡此地步，不得轉讓買賣。孔府對其擁有的只是領有權，而不像它的自置莊田，具有能完整安排的一切權。至于佃戶和廟戶，當朝廷將他們戶籍交給孔府時，便意味著底本應向官府繳納的稅課和人丁力役，也轉換成新主了，並且這種轉換不限本丁，而是子孫相承，世代勿替；又鑒于征課派役和避免戶人逃差脫戶需求必定的強制性，故官府同時轉讓了部門行政司法權力。從而增添了包養情婦孔府儀威，使其權益能獲得確實的保證，顯示出貴族田主和普通平易近間田主的最年夜差異點。
衍圣公府征收祀銀執照木牌
盡管佃戶或許廟戶，自撥賜孔府門下，便得世代受管退役，但他們世享有另一種權利，即對賜受祭學地包養故事步，可“借為恒產，世世資生”，孔府不得隨意奪佃。不僅這般，當日后戶丁繁殖，或因貧富不齊，出現典賣祭田時，他們不論在屯戶之間進行，或典授于州縣平易近戶，孔府同樣無權干預。當時，孔府將凡將買種祭田的平易近戶統稱寄莊戶（包含寄莊再將祭田單賣與平易近戶者）。寄莊戶“但種地完糧而不執役，仍聽往留”，在戶籍、平易近政和司法關系上一系于州縣，即“種地則為地戶，退地則為版平易近”是也，但觸及“抗糧欺隱及事涉土田者”，孔府有權“查辦核奪”。據嘉慶初年統計，當時屯田“已歸寄莊者十之七，所存實在者十之二三”。百分之七十的屯地歸進州縣蒼生之手，說明孔府祀典所需地租銀兩，多數已由“版平易近”成分的寄莊戶來承擔了。
屯戶因契賣屯田免去了本來應向孔府繳納的田租，但因戶籍仍在，隨籍所系的丁差仍舊，所以他們與孔府仍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並且屯戶在貧富分化中也有因擁有平易近地應納平易近賦，須與官府交涉，有的與官府來往甚至超過了與原主孔府。于是圍繞著田產、賦課丁差，孔府和屯戶（包含廟戶）、寄莊戶以及他們與官府之間的關系愈來愈復雜，牴觸也愈益增多。孔府檔案中有關清算查丈、盜賣、侵隱祀田，編審緝漏廟佃戶丁，查編各屯廠、官莊保甲，處理有關廟戶和屯廟廠官莊佃戶訟案等文件，良多都反應了這樣的內容。
孔府領受祭田，編排屯廠官莊，除種墾莊稼的地步外，也包含了山林、湖泊、房舍、店面、集市等商業場地。所以它的租課也種類單一。實物有各種糧雜作物，還有棉、麻、茼、藕、菱芡、噴鼻椿、魚類、應時生果等，累計不下三四十種。再就是由實物租折征的銀租和從事工商業活動的贏利，以及集市稅銀等。在當初，朝廷撥賜田土多成片指劃，肥瘠差落分歧，故租課亦有高有低，普通多因襲官府年夜糧地畝的征賦法則，分紅上中下次四個等級（也有叫金銀銅鐵四等，更有細分五等六等的）。即便同樣等則，在分歧屯廠或統一屯內因地盤高低分歧而有所區別。因為年夜田莊稼收穫分年齡兩季，即春忙和秋忙，故繳納租糧和租銀也分高低兩限，年夜致“春季完半，春季全完”。春季限于4月，春季限于10月，“年清年款”，“從無寬免緩征之例”。孔府對各廠地步多實施實物分租制，收穫時五五對分，若由孔府供給種子、耕牛、農具者，則需及時加利扣除。額租普通行施于官莊或屯廠的上地，緣由是它土質相對肥饒，產量亦較有保證。
差役包含力差和由部門力差轉化而來的丁銀兩部門。雍正四年（1726），山東省依照朝廷的旨意實施“攤丁進地”，即將全省應征丁銀總數，按每銀1兩攤丁銀1.15錢的方法，并進田畝勻征。“攤丁進地”雖增添了田賦負擔，但孔府更懼怕由此掉往對本已典賣祀田的眾多廟佃人戶的把持，致征役無著，所以借故推諉，直到乾隆七年（1742），即16年后才自願實施。至于廟佃戶人需求承應的差役，可見雍正八年（1730）孔府在給東阿縣的移文中列舉的項目：“蓋因身等戶人，耕種之外，復供應廟墓灑掃及一切府中催糧辦祭、搬運口糧、祭器歲修、各處水火更夫、輪番值宿、服侍呼喚，俱系屯丁輪值，并無暇隙。”力差分按例行事和臨事派遣。按例行事指孔府向東阿縣移文中舉出的那些事，須經日累月，年復一年地支應。臨事派遣，如孔府遇有婚喪壽誕以及天子巡幸、或派皇子、年夜臣頒詔、祀祭等活動，戶人便得額外應役，甚至出銀襄助，叫做“樂輸”。更有甚者，有的戶人因承擔專門差務而固定有特命名稱的當差戶。如巡山戶、灑掃戶、林戶、豬戶、羊戶、牛戶、樂戶、女樂戶（明萬歷初年剷除）、嚎喪戶、割草戶、窯戶、吹喇叭戶、荊炭戶、漿糊戶、祭酒戶、菜戶、蘿卜戶、笤帚戶、花炮戶、鴨蛋戶、看管屯莊糧倉戶、貢納膏魚菱芡戶，以及專供桃、李、杏等果品的貢納戶等。在孔貴寓下賤傳一句話，叫做“有例不成減，無例不成增”，意思是凡有了成例，到時就得沿襲應役，故切忌無例者借機再造新例。因為一旦成例，就無寬免之日了。
明清兩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浸淫到孔府的身包養犯法嗎上。根據檔案記載，至多在明萬歷年間，孔府已在濟寧開設官店，又在東阿縣張秋鎮擁有碼頭，囤積糧食及綢布、花絨、噴鼻油等貨，借進京朝貢之名，應用運河販賣得利。崇禎十六年（1643），孔府動用官銀8 000余兩，借名“供辦至圣廟祭奠”，委付撰表生員王士英伙開鹽票以謀取好處。進清后這樣的例子更多，如康熙初，有族人孔尚樂，聲稱“圣府伙計，雇船七只，運炭清江浦發賣，當年獲利萬金”；又如孔府門下戶人孫作賓，乾隆間離曲阜赴膠州貿易，曾充當豬行行頭，后因碰到麻煩，稟文請求孔包養意思府出頭具名幫忙解決；再像流寓于天津的族人孔廣升，包養平台嘉慶時曾由大批戶給銜，“在河路作糧行心理，而船只均系孔府字樣”。這般等等，說明孔府通過門下戶人、族眾等中間代表人，把經商活動擴展到山東以外的更遠地區了。至于坐地開鋪，除孔府獨資外，也有借助屬員、族人和戶人的氣力，實施合伙經營。僅據經眼者粗略統計，其鋪號名稱可不下于二十家。這些由孔府參與經營的鋪號，多觸及糧食、油房、酒肆、屠宰以及藥材、銀錢等行業，地點除曲阜外，還開設在濟寧、濟南等城市，規模多為中小型，顧客也以城市中下層消費者為主。通過鋪商，孔府既可將所收糧食等實物租課和租銀暢通增值，同時也便于府內消費應用。在“司房支取各處錢賬”和“報銷清冊”上，就記載有孔府向各鋪號支取銀錢和米麥雜糧、油、燭、綿綢、布疋等實物貨品，有的還數目不小。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取用噴鼻油3 300斤、燭2 770斤；道光二年（1822）取用燭10 644斤、肉11 537斤、油8 679斤等。
孔府的集市分欽撥集市和普通義集，清中期計欽撥集市10余處，義集則更多一些。此外還有每年逢必定時節舉辦的廟會和行市。對于這些集市和廟會行市，孔府都通過委員治理以顯示權力，同時抽取行稅以增添收益。
四、其他有關內容
關于“孔府檔案”的內容，當然遠不止下面說的那些，好比孔姓中有內孔和外孔、真孔和偽孔之說；又如宗族內的“北宗”和“南宗”，以及有關祭孔典禮、孔廟孔林的維修、各地書院和圣賢祠祭的治理等，這批檔案包養留言板都有記載息爭釋。
孔家自宋以降，一向襲封衍圣公，且優遇代增，可按制不得預臨平易近事，故權勢無限。但因統治者“尊儒崇道”，極力將其塑造封建品德模范，故又有其獨特的優勢，加上家族內確出現有學問優長者，以清代為例，就擁有像孔尚任、孔繼汾、孔繼涵、孔廣森這樣的文學家和經學家，良多當朝權要學子樂意與之來往，更有結為姻緣的。在清代，據不完整統計，與孔家有姻親關系的就有年夜學士、尚書王熙，年夜學士兼禮部尚書史貽直，年夜學士兼工部尚書陳世倌，吏部尚書張照，直隸總督方承觀，工部尚書閻循琦，刑部尚書胡季堂，年夜學士于敏中，湖廣總督畢沅，年夜學士阮元，直隸總督方受疇，江西巡撫張芾，年夜學士彭蘊章，刑部尚書譚廷襄，以及內閣總理年夜臣袁世凱等，差未幾都是一二品年夜員，有的像畢沅、于敏中還是狀元出生。畢沅和孔家曾兩代結親。第七十三代衍圣公孔慶镕的夫人是畢沅的女兒，后來畢沅又把他的孫女畢景桓嫁給第七十四代孔繁瀕做再繼配。據說這位畢景桓不單通讀經書，還能詩善畫，是一位有名的才女。雍正初曾權傾一時的一等公、年夜將軍年羹堯，亦曾試圖與孔家聯婚。這般分歧尋常的人際來往圈和婚姻圈，難道缺乏以顯示，他們上層間為尋求更多更年夜的權勢，互為依藉、榮辱與共的一幅幅政治生態圖畫？它是我們研討中國政治史和社會史難得的憑證。再有，孔府加入我的最愛的眾多族譜，對考核中國生齒史，以及有關倫理學的一些問題，亦彌足珍貴。
年羹堯像
五、它為研討我國古文書軌制供給了諸多難得的參考樣本
孔府檔案的文書情勢，種類紛呈又各有規矩。
起首是具有公函性質的文檔，可分為與朝廷及各官府間的互動和公府內部范圍互動的檔案。前者有天子和朝廷頒發的詔旨、敕諭、誥命等，孔府向天子和朝廷所上題奏本、進表、疏請等。至于孔府和京師各部院，以及山東和各省督撫布按衙門間的文書往來，因為雙方的職級年夜體相仿，故多以咨文、通告、關會的方法知曉會商。為了顯示親密，少數亦用書函、信札通款，但不算正規。再以下，好比像與兗州府、濟寧州、曲阜縣等在職級上低于孔府的府州縣衙門間來往，對方用的是移文或申文，孔府亦用移文、抄本、牌、關會佈告或作答。在孔府內部的文書來往中，雖然他們中不少人也領有官家的頭銜、有職級等差，但因知會交涉的范圍都是孔府內部，或大批、小宗及族人間事，故行文的情勢和表達口氣，亦稍分歧于與官府之間。孔府行文多用諭（曉諭）、示、札、牌、批、抄本、票等發出。其屬員甚至廟佃戶人、樂舞禮生、寄莊佃戶等向孔府遞文，用的是啟、稟、具、呈、申、狀告等。在家屬內部，包含稱衍圣公為大批主的曾、顏、孟等家互通文書，孔府發出的是批、牌、諭、飭、札、帖、票、批照、榜示、通告；族人則用稟、狀訴、申、啟向之上遞。此外還有各種結狀、甘結、執照、合同、契約、誓詞等情勢。
以上無論是官方機構之間，或府屬和家族內部間的行文，無不體現了高低尊卑的特點。什么等級位置，就用什么樣情勢、稱謂行文，決不允許越等混雜，否則即是掉禮無教。它是中國封建等級制在包養女人文書軌制中的具體反應。
康熙十五年仲春二十三日“衍圣公府”，為奉祀事而給卜子夏后裔卜宗先的劄付
孔府檔案中還有大批的冊簿、清單等本錢成類的登錄文書，按內容可分為四種：一是與朝廷、官府、官員間交際往來和承辦各種事務的包養價格。如：歷代衍圣公進京陛見問話、奏對草稿和進貢、宴賞記錄單，包養故事及“歷代衍圣公奏折檔冊”“歷朝各衙門來文號簿”“邸抄、京報存本”“官員、親友通候副啟稟函”“訪謁官員親友名帖日記簿、互饋物品禮單”“與滿漢官員交拜蘭譜”“婚姻、壽慶喜帖簿”“喪葬事宜簿冊”等。二是有關府內屬官員役的。如“府廟職官年貌單”和選授選補府廟屬官的各種憑單、府內屬官給札號簿、捐官總額登記本、屬官及各員役考勤簿、祀田印契掛號簿等。三是各種田畝、人丁登記冊。像各屯莊人丁清冊、編審老家人與廟佃戶丁清冊、保甲冊、地畝人丁清冊、祀地步畝糧銀赤書、祀地步畝糧銀花戶姓名清冊、祀銀人丁報銷清冊、交糧冊、年齡祭奠銀糧紅冊、屯地丁銀清冊、祀銀房租清冊、各屯莊祀田糧食分收賬冊、集市征辦租銀收款清冊等。四是有關府廟各類出入賬本。如府內歷年流水賬簿、報銷祀銀清冊、府廟屬官俸銀、員役工食布費賬簿、司房出入銀錢賬簿、四柱清冊、工程勘估清冊、常例祭供及酒食飯菜支款賬簿等等。以上各種，有的只為登錄備案，有的屬于憑證性質，以供隨時勘對查證。它們在記賬情勢上與當時平易近間風行的各色賬本、物件登錄冊，年夜體雷同。比較特別的是登錄廟佃人戶的各種人戶、人丁清冊與有關祀田的地畝糧銀冊一類簿記。因為它們都掛有欽撥、欽賜銜頭，所以不單冊本標題如紅冊、赤書、保甲冊、地畝糧銀花姓名冊等，與官方存錄的簿本附近，即在登錄內容上，兩者亦形影相隨。其性質更近于官簿，應系內容決定情勢，這在文書軌制上是年夜有講究的。
孔府檔案在私人檔案中擁有的文書種類這般單一，且歷經自明清直至平易近國這么長的歷史變遷，難能可貴，很值得有心者往發掘講究。
孔府檔案與其他各色檔案一樣，屬于不成再生的人類歷史遺存，並且因為它質地懦弱，不易保留，而更顯出其珍貴性。孔子博物館與曲阜師范年夜學同仁一起配合，愿意將之收拾出書，貢獻給社會，這使我這個在半個世紀前有幸接觸過這批檔案，并試圖做些研討的白叟，感歎萬分。起首應感謝長期以來一向忠實守護這批檔案包養網比較完全無損的每位看管者。半個世紀時間不長，但經歷的風風雨雨可不服靜，據我所知，在檔案搬遷至新建館舍以前，孔府的保留條件相當簡陋，要說守護，實屬不易。再者，我認為還應該向此次參加檔案收拾的曲阜師年夜教工和國家圖書館出書社的同仁們請安。收拾檔案，本是件瑣細不克不及馬虎的事，必須沉下心耐著性質往做，這就需求支出，甚至在任務上有所舍棄。在我看來，保留檔案的最佳辦法就是將其公諸于包養違法眾，何況它又是百多年前構成的歷史檔案，并不觸及機密等事。況且，現在出書條件這么好，完整可以把原件不掉真的影印出來，供大師查閱應用，然后封存原檔，只備需要時查溯應用，從而既擴年夜受閱面，又使人們在接觸中加深對這批檔案的認識，增強對檔案的保護意識。
清乾隆五十年衍圣公府捐賑魯省災荒米糧信票
在發掘應用孔府檔案的歷程中，我們不應忘記先行者楊向奎傳授的功勞。楊向老在20世紀50年月初曾任山東年夜學歷史系主任，包養價格是全國有名社科類期刊《文史哲》的始創者和首任主編。雖然他于1957年奉調進京，任職于中國科學院歷史研討所（今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討所），但仍熱愛齊魯文明、關注山東的學術動態。一個偶爾的機會，當他得知在曲阜縣文管會躲有大批“孔府檔案”亟待人發掘應用的新聞時，便于1961年春，親往曲阜做實地考核，并抄錄了部門檔案。次年9月5日包養軟體，他用檔案研討所寫的一部門結果，以《明清兩代曲阜孔家——貴族年夜田主研討小結》的篇名，發表在《光亮日報》上，初次向學術界展現“孔府檔案”的價值。1963年7月初，歷史所的7位年輕同事：劉重日、鐘遵先、張兆麟、胡一雅、何齡修、郭松義、張顯清，在楊向老的帶領下，冒著盛暑奔赴曲阜，準備將存庫檔案做一次周全翻閱，挑出能顯示明清貴族田主特徵的資料，抄錄標點、再擬題，再寫出分類說明，以備出書，同時共同寫出一部研討著作。
《楊向奎集》
1963年8月同仁在曲阜查閱孔府檔案（左起：何齡修、郭松義、楊向奎、酈家駒、張顯清、張兆麟、劉重日）
歷史所的這項任務，獲得曲阜師范學院（今曲阜師范年夜學）領導的熱情響應，派出郭克煜、駱承烈、孔令彬3位老師參加標點擬題，還批準以寒假勤工儉學的名義，在歷史、中文兩系高年級學生中選出20位同學（先是10人，后隨挑選檔案數量的增多，加至20人），協助抄寫檔案（抄出的檔案一式三份，一供出書用，另兩份分別存于歷史所與曲阜師院，以備研討用）。曲阜文管會也很支撐我們的任務，專門讓熟習孔府檔案文物的孔繁銀師長教師負責協調，又鑒于檔案中發現有紙質霉變、脆薄等情況，還推薦孔昭培和另一位顏姓師長教師幫助修補（上述經費統歸歷史所財務報銷）。我們在曲阜的任務一向持續到11月初，總共選抄約近500萬字的檔案，剩下的復核收拾以及分工做研討，那是回北京之后的事。
在查閱抄錄孔案中，我的最年夜收獲是由楊向老點名，讓我和另一位女同事張兆麟，隨他進庫挑檔。在檔案的陸地中，做千里選一的任務，必須要有年夜局觀念，對所要的內容了然于胸，並且還牽涉到諸多必須理解的歷史知識。這些，我都是在楊向老諄諄教誨、不斷問學中完成的。這是我進所后圍繞研討題目從事資料任務的一次最完全訓練，真是受害匪淺。而我的另一個收獲是有幸翻閱了當時孔府庫躲的所有的檔案（向老于9月底因所里有事提早返京），并就所躲情況做了筆記（惋惜筆記已在文明年夜反動中遺掉），以致直到明天，每當我回憶起當年情況，仍歷歷在目，能說出個一二三四來。
何齡修、劉重日、本文作者等著《封建貴族年夜田主的典範——孔府研討》
由于歷史的緣由，選編檔案的出書已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1978年，由山東省委宣傳部牽頭，組織省內一些學術機構和有關高校，并聯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討所，組成曲阜孔府檔案史料編輯委員會，決定以《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為題，交由齊魯書社負責出書，自1980年3月開始，至1985年完成包養網站，這套書連同原檔的“全宗目錄索引”，共分3編24冊。
《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
對于檔案的順利出書，大師都很高興，我還不止一次應用機會向有關學者作介紹。特別是1989年，我在american加州年夜學、鹽湖城猶他家譜學會、楊百翰年夜學和西雅圖的華盛頓年夜學做學術報告，或單獨交談時，都不忘提起它。芝加哥年夜學從事經濟史研討的趙岡傳授，曾兩次寫信或面詢到曲阜查閱原檔的能夠性及相關手續。2000年9月—12月，我應邀往臺北中研院近史所作學術訪問。期間有一次“清代檔案與研討”學術座談會，我的發言也談了曲阜孔府檔案，并獲得與會者的反響。在那段時期，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介紹推薦孔府檔案，一是因為它的內容實在豐富，蕭瑟它真是惋惜，再就是20世紀80年月出書的僅僅是“史料選編”，雖為學界清楚、研討孔府供給了便利，但因限于那個時代和短期包養那個時代的認識，所選內容畢竟單薄，局限性年夜，何況數量也少，只占總加入我的最愛的1/30，遠缺乏以窺其全豹。而現在《孔子博物館躲孔府檔案匯編》陸續出書，能將更多更好的內容展現出來，讓躺在庫里逝世的東西活起來，讓大師清楚并珍視它，更好地為研討者所用，確實是件惠及社會和學界的年夜功德，我愿衷心腸祝願它。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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