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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門門生后學與《論語》編纂新探
——兼論《論語》在中國書籍編纂學史上的位置
作者：宋立林（武漢年夜學哲學學院，曲阜師范年夜學孔子文明研討院 ）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聚會場地 原載于《孔廟國子監論叢》（2015）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七月初六日壬戌
耶穌2016年8月8日
[摘要]《論語》乃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私家著作，個人空間它是孔門門生及后學經過特別編纂而成的，有著明確的編纂目標和編纂原則。其編纂體例對于后世書籍產生了深遠影響。是以，《論語》在中國文明中具有“圣經”之位置，除了與其思惟義理有關之外，還有它在中國書籍編纂學史上的開山祖師位置的影響。
[關鍵詞]《論語》，孔門門生，書籍編纂學，私家著作，編纂體例。
《論語》在中國文明1對1教學中之位置，猶如《圣經》在基督教文明之位置。不過，《論語》也經歷了一個由“傳”升“經”的過程。[①]東漢人趙岐說：“《論語》者，五經之輨轄，六藝之喉衿也。”（趙岐《孟子題辭序》）舞蹈場地唐代薛放說：“《論語》者，六經之菁華。”（《舊唐書家教·薛放傳》）明儒楊宗吾則云：“六經譬則山海，《論語》其泛海之航，上山之階乎？”（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一十引）這還是將《論語》視為五經的輔翼，與趙岐的觀點分歧。越到后來，人們對《論語》的位置看得越高。如清人李元度云：“《論語》所言之義理，精且萃矣。……《論語》之文，能以數語抵人千百言，如太和元氣。”（李元度《天岳山館文鈔·讀三》）在深受中國文明教學場地影響的japan(日本)，更有將《論語》視為“宇宙第一之書”（伊藤維楨語）。《論語》之所以獲得這般高的評價，其緣由除了與其思惟義理有關之外，還不得不提到它在中國書籍編纂學史上之開山祖師位置。過往我們僅僅考核孔後輩子后學在《論語》編纂過程中誰的貢獻最年夜等問題，可是更多的關鍵問題被忽視了。好比，為什么孔後輩子會編纂這般一部書籍，其目標安在？其編纂有無必定之規？對于我們懂得《論語》與孔子，這些問題都是不成繞開的。
一、《論語》是特別編纂而成的
如所周知，《論語》并非孔子所作，而是有其門生及后學編纂而成的。[②]《論語》的編纂過程經歷了一個相對長期的過程，其最后的編定時期大要在公元前428年大公元前400年間。[③]是以，《論語》可以作為研討孔子思惟的第一手資料，可是其“著作權”卻不獨屬于孔子，而屬于孔門集體。這部記載孔子遺說的文獻與其他散見于他處的孔子遺說分歧，其分歧之處就在于，《論語》有著明確的編纂目標和編纂原則，這導致了此后《論語》在儒學史上的位置非同尋常。
（一）編纂目標
很顯然，任何一部書籍之編纂、撰著，都有其目標性。而這種目標性，又往往決定了該書的性質。南朝皇侃《論語義疏自序》謂：“門生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為此書，成而實錄，上以尊仰圣師，下則垂軌萬代。”[④]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云：“夫子既終，微言已絕。恐離居已后，各生異見，而圣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分解一法，謂之‘論語’。”[⑤]從上述記述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孔門門生及后學編纂《論語》有著明顯的編纂目標，即：保留孔子遺言，以紀念孔子，并傳之后世。
孔門是中國文明史上興起的第一個思惟門戶。孔子以其思惟和人格贏得了門生的信賴和愛戴，在孔門師弟之間構成了一種“擬血緣性”關系。后世所謂“師徒如父子”，是從孔門開始的。孔門門生對孔子無不非常敬佩如孟子所謂“以德服人者，中間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故而當孔子往世之后，門生們無不悲哀欲絕。如梁皇侃《論語義疏自序》所謂：“哀公十六年，蘭摧玉折，徂背之后，過隙叵駐，門人痛年夜山長毀，哀梁木永摧，隱幾非昔，離索行淚。”[⑥]是以，若何緬懷和紀念夫子，就成了門生們所思慮的焦點問題。同時，作為一個存續了幾十年的學派，在孔子往世，掉往了焦點與領袖的情況下，他們出于對孔子的尊重，對孔門的依戀，對孔門分化的擔憂，必定要設法維護這個學派的團結和統一，以使孔門得以繼續存在，使孔子未竟的事業得以繼承和發揚。而其方法之一就是對孔子遺說的匯聚收拾，尤其是《論語》的編纂。只要這樣，才幹使孔子平生的嘉言懿行，長存于世。[⑦]
同時，還應該留意孔門門生后學在編纂《論語》以紀念夫子時，必定考慮到若何更好地保留、傳承和傳播的問題。是將能夠記錄下來的孔子所有的言行都完全匯集起來，還是特別選擇最能夠表現孔子人格與思惟的資料，以更方便地往讓更多的人可以讀到清楚到？這都是必須面對的問題。所以編纂目標必定影響到編輯原則的制訂。
（二）編纂原則
最早著錄《論語》的《漢書·藝文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門生、時人及門生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門生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上引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又有“相與論撰”之說，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孔門門生后學編纂《論語》的原則則是“輯而論纂”或“相與論撰”。
我們了解，孔子大批言論，都是經過孔後輩子所記錄而保留下來的。從《論語》和《孔子家語》等大批文獻中可知，孔後輩子有記錄孔子嘉言懿行的習慣。如《論語·衛靈公》篇記：“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鄉鎮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張書諸紳。”在《家語》中也有類似記載。如：《進官》篇“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五刑解》記“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等等。故而錢穆師長教師提出“當時諸門生于孔子之一言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可知”。[⑧]以孔子從事教導時間之長，孔門門生之眾，則孔門所存的孔子遺言之數量當相當龐年夜。那么，一個問題就出現了：“假設真的‘一言一動’當時皆有記錄，則孔子執教近半個世紀，何至于現瑜伽場地今《論語》連統一些重復章節計算在內，也缺乏一萬三千字？”[⑨]
其實，這恰好與《論語》的編纂理念有關，也就是說，《論語》是孔門門生及后學在大批小樹屋的孔子遺說之中，經過特別選擇、編纂而成的。《孔子家語》的《孔安國序》對此有所交接：“《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年夜夫及七十二門生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門生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并時。門生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余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⑩]由孔安國的說法可知，《論語》是“門生取其正實而切事者”編纂而成的。所以說，《論語》的編纂理念就是“取其正實而切事者”。
這一點可以從《論語》一書的書名略窺一斑。關于“論語”二字的涵義，歷代學者有分歧的解釋。單承彬、唐明貴等師長教師對此進行過專門的討論。“論語”之“語”，即“夫子之語”的語。而“論”字則有多種解釋，如劉熙、劉勰之“倫理”說，傅玄之“追論”說，皇侃、陸德明、邢昺等“綸、輪、理、次、撰”之“多義”說，陳祥道“言理”說，何異孫、袁枚“討論”說，劉義欽、李雁之“選擇”說。對于上述諸說，單承彬、唐明貴均不認同。他們認同班固《漢志》“相與論纂”的說法，認為“論語”就是“編纂在一路的孔子及其門生們的話語”。[⑪]
不過，單、唐二位所支撐的班固之說，尚不克不及解釋下面的疑問，是以此說不成從。結合文字學家的訓釋和上引孔安國之說，我們認聚會場地為劉義欽、李雁等人之說可從。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屯部》：“論，假借為掄。”漢許慎《說文解字·手部》：“掄，擇也。”《廣雅·釋詁一》：“掄，擇也。”王念孫疏證云：“掄、倫、論并通。”《國語·齊語》“權節其用，論比協材”韋昭注：“論，擇也。”《荀子·王霸》“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觀其盛者也”楊倞注：“論，選擇也。”而孔安國謂：“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是以，“論語”應該是“經過選擇收拾的對話錄”之意。
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先秦兩漢文獻所載大批孔子遺說的情況獲得佐證。在《孔子家語》、鉅細戴《禮記》、《孝經》、《左傳》、《孟子》、《荀子》、《韓詩外傳》、《說苑》、《孔叢子》和出土文獻如馬王堆帛書《易傳》、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竹書之中保留了大批孔子遺說，其數量十數倍于《論語》。清儒陳澧在《東塾讀書記》卷九曾提出，戰國記言之體分為三種的見解。他說：
古者記言之體有三：其一，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非一人之筆，匯集成篇，非著書也，尤非作文也。《論語》是也。其一，傳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則一人之筆私密空間，伸說引證而成篇，此著書也。《坊記》《表記》《緇衣》是也。其一亦傳聞而記之，記之者一人之筆，所記者一時之言，應付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此作文者也。《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是也。[⑫]
近代學者蔣伯潛師長教師據此以為，此三種記言體，由簡而繁，由質而文，時代先后，即可由此推知。[⑬]進而指出，《論語》記錄所聞所見，皆直錄也，故章既簡短，辭亦質樸。蓋慮鋪張潤色，或致反掉其真，記錄忠實，理所當然。此最早的記言體也。[⑭]他還說，就《論語》而言，《上論》為親聞于孔子之言，《下論》已多傳聞所得之孔子之言，但終為直錄所聞，最簡最質，記者非一人，所記之言非一時，當時各有所記，后雖加以論纂，不過匯錄所記各條，編成若干篇罷了。《坊記》《表記》《緇衣》等，其記傳聞所得之孔子之言，原與《下論》同，但因增添伸說，故其辭已較《論語》為繁為文矣。至《仲尼燕居》《哀公問》等，則所記實僅《論語》之一章，而應付潤色以成一篇，故其辭更繁而文更華。[⑮]這種以文辭繁簡而論時代先后的觀點，在近代以來學者討論古籍文獻成書時代先后時，非常常見。可是，仔細剖析，可知這一認識，貌同實異。
我們認為，這三種記言體，未必為縱向演進的關系，也能夠為共時性并存關系。孔子與門生之對話，絕非僅如《論語》之短章，《論語》之所以分歧于《家語》、《禮記》當與孔安國所謂“正實而切事”的選擇有關。楊朝明師曾謂《論語》為“孔子語錄”，則《家語》等則為“孔子文選”，可謂切中關鍵。李零師長教師在討論《論語》的編輯問題時，他將之與《毛主席語錄》的做法進行了比較，認為《論語》與上博簡《仲弓》或《禮》鉅細戴記等相關文獻之間是后者從前者演義，還是前者從后者摘錄，私密空間兩種情況能夠都存在，但良多是《論語》摘錄了共享會議室一些談話或對話的繁雜記載。[⑯]
我們通過出土文獻與《論語》的比較，如郭店簡《忠信之道》與《論語•衛靈公》，上博簡《從政》與《論語•聚會場地堯曰》《陽貨》，上博簡《正人為禮》與《論語•顏淵》，上博簡《仲弓》與《論語•子路》這幾組文本的對家教照，就可以發現，《論語》是對孔後輩子所記原始筆記的基礎上經過特別的加工、潤色而成的。[⑰]是以，《論語》必定是經過孔門門生及后學特別編纂而成的孔子語錄。
別的，從《論語》簡的形制亦可獲得佐證。我們至今沒有發現先秦時期的《論語》竹簡，可是卻發現了漢代的竹簡本《論語》，並且漢代文獻中也記載了不少這樣的信息。好比1973年在河北省定縣八角廊發掘出土的定州竹簡本《論語》，有簡620多枚，殘簡居多。全簡的長度為16.2厘米，約合當時的7寸。[⑱]在漢代文獻中對于《論語》的簡長也有記載。王充《論衡•正說篇》說：“周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貳尺四寸也。”學者多以簡長來衡定文獻的位置。好比《儀禮·聘禮》賈公彥疏引鄭玄注《論語序》，以為“《易》《詩》《書》《禮》《樂》《年齡》策皆二尺四寸，《論語》八寸策，《孝經》一尺二寸策”，故后人多以為經為二尺四寸簡，傳則為八寸簡。其實，假如考核新出簡帛，我們會發現在郭店簡、上博簡和清華簡中，簡長二尺四寸即合明天的55-56厘米擺佈者居多，但并非皆為經典。我們認為，傳統的以簡長定文獻位置的認識能夠是不正確的。我們以為，現代普通的簡皆為二尺四寸擺佈，這是較為通行的簡長，過短所記字數未幾，勢必增添簡數，編聯和卷存都比較麻煩；而假如簡長過長，則不宜于記錄和閱讀。能夠前人根據實踐經驗不斷調試，才將簡長年夜體固定下來。因為這樣的簡長比較適中，所以才幹夠通行。而八寸簡，重要目標是在于便懷持、便暢通，類似于明天的袖珍本，而紛歧定說明其個人空間文獻位置不高。而《論語》的抄寫在漢代之所以多為八寸簡這樣的簡制，正可以佐證下面我們對《論語》編纂目標和原則的剖析。
小樹屋二、《論語》是我國最早的私家著作
年齡末期之前，學在官府。圖書把握于官府，教導權壟斷在貴族手中。那時的知識系統屬于官學，所謂“王官之學”。后來成為經典的《詩》、《書》等六經，都是經過官方收拾的教材，再經過孔子的收拾，才完成了經典化的過程。中國之有私家著作，大要是從年齡末年開始的。其時，王官之學式微，學術下移平易近間，孔子開創私學傳統，士人階層脫穎而出，登上歷史舞臺，百家爭鳴，諸子蜂起，諸子之學開始獲得王官之學，這為私家著作的出現供給了條件。近代學者提出，戰國之前，無私家著作。[⑲]這一觀點獲得了學術界的公教學認。
當然，若何往界定何為“著作”或“著作”，生怕古今有分歧的見解。根據文獻學家張舜徽師長教師的見解，書籍可以分為著作、編述和抄纂三種。好比孔子刪訂六經，就只能看作編述，而非著作。而司馬遷的《史記》，在他本身看來也不算“作”，而是“述”；王充的《論衡》更是本身以“論”自居，在他看來，“論者，述之次也。”這里的論，就相當于“抄纂”。是以張師長教師以為，《論語》從書名來看，在孔門門生后學那里也只是以“共享空間論”或“抄纂”自許的。“抄纂的任務，以此為最早了”。[⑳]可是，這些分別更多的只能用于對漢代之后的書籍，對于中國書籍的發軔期，我們未便這般細分。其實，假如以明天的目光而言，《史記》、《論衡》都可以“著作”當之無愧了。其實，《論語》雖非孔子所“著作”，可是乃是孔子及其門生言行思惟的記錄，當然算得上具有創造性的“作”；而從孔後輩子及后學來看，則可以稱之為“述”，就是將孔子及孔門門生的原創性的思惟言論經過必定的方法和原則編纂起來，成為一書。是以，我們只能將張師長教師說的“作”、“述”合一，將《論語》列為“著作”之林。[21]
所謂“私家著作”、“私家著作”，都是相對于此前的王官學而言的，好比說六經可以看作著作，可是不是私家著作。即便孔子修《年齡》，也非私家著作，而是擬于王官之學。是以，我們可以說，《論語》是私家著作。假如認識到這一點，《論語》的編纂，無疑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近代以來，學界公認，《論語》一書，乃我國之有私家著作之始，堪謂中國圖書編纂學上的開山之作，其意義不問可知。
不過，關于《論語》能否最早的私家著作，也有學者提出分歧的見解。可以說，對《論語》這一位置構成“威脅”的只要兩部書：《老子》和《孫子兵書》。
1919年，胡適《中國哲學史年夜綱》的出書，將老子列為哲學史第一位愚人，而孔子屈居第二。隨后梁啟超撰文商議《老子》年月，從而惹起關于《老子》的年月爭論，在學術界曾經惹起了軒然年夜波，持續幾十年之久，至今未決。一時間，有名學者如梁任公、胡適之、錢賓四、馮芝生、顧頡剛等師長教師紛紛參加此中，相互駁難。胡適師長教師認為，《老子》一書成于年齡末年，而馮友蘭共享會議室、錢穆等都反對此說。馮友蘭在他的《中國哲學史》中，將孔子列于“中國哲學史”“開山之位置”[22]，認為《老子》成書晚于《論語》。錢穆師長教師更是將《老子》放在了《莊子》之后，從而“莊老”并提。這一問題，懸而未決。解決之舞蹈教室曙光，來自于地下文獻的發現。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帛書甲乙兩種，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又發現了戰國時期的竹簡本《老子》甲乙丙三種。關于《老子》的成書年月又出現了一輪新的爭議。不過，由于簡帛學的發展，個人空間人們對于古書成書的規律有了新的認識，《老子》成書非一時一人的觀點逐漸占據了上風，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可。學術界逐漸將老子其人和《老子》其書，作為兩個分歧的問題進行區隔。是以，假如沒有新的證據出現，《老子》成書早于《論語》的觀點，已經難以獲得學術界的認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籍華裔學者何炳棣師長教師在暮年提出新說，他將《孫子兵書》認作中國最早的私家著作。他在回憶錄中提到：“我國古籍，先經秦火，再因歷代迭有佚掉，乃至晚世專攻圖籍目錄諸學人無不公認《論語》為傳世文獻中最古的私人著作；此中雖雜有孔後輩子，甚至再傳門生的筆墨，但全書年夜都代表孔子的思惟和言論。……我1999年冬註銷‘我國現存最古的私人著作：《孫子兵書》’，文中斷定這部軍事名著是吳王闔閭三年孫武被召見前已經撰就的，故其成書早于《論語》至多半個世紀。”[23]這一說法影響不年夜，到現在為止，學術界對這一說法還沒有予以認可。
是以，我們不得不說，何師長教師所謂“晚世專攻圖籍目錄諸學人無不公認《論語》為傳世文獻中最古的私人著作”，確系學術界的通行的見解。
三、《論語》對后世書籍的影響
盡管《論語》出自孔門門生及后學的特別選擇、加工、潤色和編纂，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私家著作。但正因這般，其編纂也就顯得非常原始和粗拙。因之才有學者不承認該書是經過選擇、加工的編纂之作。在良多學者看來，《論語》一書只不過是孔子言論的隨意堆砌，毫無編纂原則和體例之交流可言。但是事實果真這般嗎？
其實，從南朝皇侃以來，一向有學者對《論語》之編輯體例有所根究。如皇侃《論語義疏》、朱熹《論語集注》、邢昺《論語注疏》先后做了嘗試。japan(日本)學者狩野直喜也指出：“年共享空間夜凡古籍的編纂，在篇目標順序設定上往往寓有深意。《論語》就是這般。”[24]現代學者錢穆、方驥齡、楊朝明等對此進一個步驟進行推繹。如楊朝明師長教師就指出，“《論語》有必定的思惟宗旨，有內家教在的嚴密邏輯，有‘正實而切事’的凸起特征。”[25]并指出：“《論語》內在的嚴密邏輯就很明白了。《論語》首篇圍繞做人這一個中間問題展開，以下各篇分別談為政以德、守禮明禮、擇仁處仁等，層層剝離，順次展開。”[26]《論語詮解》在每篇的概說中都對篇旨進行剖析。尤其值得留意的是，該書對第15至18篇的剖析：“《論語》自第十五篇到第十八篇，從標題到內容似有必定的內在邏輯。……這四篇先后以諸侯、年夜夫、陪臣、逸平易近為落腳點，都通過齊家與修身，而最終的著眼點則都是治邦國、平全國，資料的組織表現了必定的層次性，其思惟內涵合適晚期儒家的基礎理念。”[27]由此我們想到，這與《季氏》第2章孔子所謂“孔子曰：‘全國有道，則禮樂撻伐自皇帝出；全國無道，則禮樂撻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掉矣；自豪夫出，五世希不掉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掉矣。全國有道，則政不在年夜夫；全國有道，則庶人不議。’”有著內在的聯系，可以說《論語》編纂者在試圖以這樣的編排順序來突顯孔子這一思惟。
《論語》的這種內在邏輯和編排，盡管還屬于草創之舉，具有必定的不完美性，可是這部書的編纂對于后來的書籍產生了深遠影響。
起首，諸子興起之后，各家年夜都模仿孔門的做法，將本學派的思惟文本進行編纂，我們明天所看到的儒家的《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莊子》，法家的《商君書》《韓非子》幾乎都是這般。
其次，《論語》首篇論學，“表白應從學問進手進進圣人之教”，末篇以《堯曰》作結，“明示此為繼承堯、舜、禹、湯、文、武之書。”[28]這種設定，對于后來的《孟子》《荀子》二書有著直接的影響。正如japan(日本)學者狩野直喜所謂：“《孟子》亦不破例。首篇《梁惠王》提醒孟子仁義學說的本質要領，終篇《盡心》顯彰孔子傳堯、舜之學于孟子，孟子復傳于后人之意。《荀子》有《勸學》篇，有《堯問》篇，其編纂體例與《論語》類似。”[29]可是，很明顯，《孟子》雖然仍然屬于語錄體，可是已經具有了“文章”的風格；《荀子》則更為明顯已經屬于“論文”了。
再次，唐宋之后，宋明儒學家多有語錄傳世，如《近思錄》、《傳習錄》、《二程語錄》、《朱子語類》等，雖有受釋教影響之因，但在儒家內部也有可以追溯之源頭，那就是語錄體之開山祖師《論語》。
是以拋開《論語》自己之思惟義理不言，但就其在我國書籍編纂學史上的影響和位置而言，該書就具有不成忽視的價值。講座場地這一點需求在中國圖書編纂學史記上濃彩重抹的一筆。[30]
【本文發表于北京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孔廟國子監論叢》2015】
【注釋】
[①]《論語》最後也沒有獲得經典的位置，據史料記載，在漢文帝時，《論語》《孟子》立傳記博士，就是說《論語》屬于傳記，而非經。可是到了班固《漢書·藝文志》中，《論語》已經列進“六藝略”，此后歷代史志一向都將之列于經部。是以，可以說，《論語》同樣經歷了一個由“傳”升“經”的過程。在學術界年夜都熟習“《孟子》的升格運動”，只不過《論語》由傳升經的過程，相對短暫，不似《孟子》那樣漫長，故未能惹起人們的留意。
1對1教學
[②] 關于《論語》的編纂者是誰？哪些孔門門生參與或掌管了《論語》的編纂。學術界有良多見解，好比楊伯峻師長教師在《論語譯注·導言》中就認為，《論語》的編定者大要是曾子的學生。這是很有見地的見解。此后，楊朝明傳授等提出了《論語》由曾子、子思陸續掌管完成的見解。見楊朝明：《1對1教學的成書及其文本特征》，載《論語詮解》，濟南：山東友誼出書社，2012年，第1-17頁。這也是筆者今朝的見解。不過，由于該問題非本文宗旨地點，故不具論。
[③] 關于《論語》的編纂時間，楊伯峻師長教師以為其著筆在年齡末年，而編輯成書則在“戰國初期”，相當含糊。其實，我國歷史對于年齡、戰國的劃界并不統一，或許以《年齡》的上限為斷，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或許以郭沫若的公元前475年之說。可是，《論語》的著筆即便在孔子去世之后聚會場地的三年之內，也完整不與“戰國之前無私家著作”之說相牴觸。japan(日本)學者山下寅次在《論語編纂年月考》中認為其編纂高低限為公元前479（孔子卒年）至前400（子思會議室出租卒年），其下限只能看作《論語》的編纂肇端的最早能夠。其他學者也有分歧的推測。楊朝私密空間明師長教師的見解見上注所揭書，第7頁。我們認為楊朝明師長教師的見解將《論語》編定時間縮小到了比較小的范圍之內，比較可取。
[④] [南朝梁]皇侃撰，高貴榘校點：《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2頁。
[⑤] [唐]陸德明撰，吳承仕疏證：《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22頁。
[⑥] [南朝梁]皇侃撰，高貴榘校點：《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頁。
[⑦] 編纂孔子遺說的動議能夠就在門生為孔子服喪教學場地期間。黃立振師長教師認為：“以常情而論，孔子歿，微言絕，並且門生中已有分歧學派，七十子在聚會治夫子之喪時，能不考慮今后大師離往，‘微言’疏散，晦氣于傳夫子之道嗎？所以說這時倡議纂輯《論語》，時機最為成熟，匯集資料最為便利。”見黃立振：《源流及其注釋版本初探》，《孔子研討》1987年第2期。
[⑧] 錢穆：《論語新解》“上編”之按語，三聯書店，2002年，第1頁。
[⑨] 高培華：《卜子夏考論》，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2012年，第326頁。其實，《論語》字數應為一萬六千字擺佈。
[⑩] 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第578頁。
[⑪] 參見單承彬《論語源流考述》，吉林國民出書社，2001年，第12-16頁；唐明貴《學的構成、發展與中衰——漢魏六朝隋唐學研討》，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05年，第23-28頁。
[⑫] 陳澧：《陳澧集》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8年，第164-167頁。
[⑬] 蔣伯潛：《諸子通考》，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第263頁。
[⑭] 同上書，第238頁。
[⑮] 同上書，第263頁。
[⑯]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第298-299頁。
[⑰] 詳參陳桐生：《孔子語錄的節本和繁本——從看與七十子后學散文的情勢差異》，《孔子研討》2006年第2期。宋立林：《由新出簡帛看子思與子張之師承關系》，《哲學研討》2011年第7期，及宋立林：《“儒家八派”的“再批評”》（臺灣花木蘭文明出書社，2013年）一書相關章節之論述。
[⑱] 《定州漢墓竹簡介紹》，載河北省文物研討所定州漢墓竹簡收拾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書社，1997年，第1頁。
[⑲] 羅根澤：《戰國前無私人著作說》，載《古史辨》第四冊，海南出書社，2005年，第7-40頁。馮友蘭也認為，“私家著作是孔子時代之后才發展起來的，在他以前只要官方著作。”參見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6年，第35頁。
[⑳] 張舜徽：《中國文獻學》，武漢：華中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4年，第24-26頁。
[21] 皇侃就將孔後輩子對《論語》的編纂稱之為“撰”，見前引《論語義疏敘》。
[22]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馮友蘭選集》第2冊，河南國民出書社，2001年，第262頁。
[23]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442頁。該文刊于王元化主編：《學術集刊》第十七卷，上海遠東出書社，2000年，第33-64頁。
[24] 狩野直喜:《研討的若干問題》，載狩野直喜著，周先平易近譯《中國學文藪》，中華書局，2011年，第112頁。
[25] 楊朝明：《首章與篇——孔子政治命運悲劇的兩個詮釋》，龐樸主編：《儒林》第一輯，山東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8月。
[26] 楊朝明：《新出竹書與〈論語〉成書問題再認識》，《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3期。
[27] 楊朝明主編《論語詮解》，山東友誼出書社，2012年，第324-325頁。
[28] 狩野直喜:《研討的若干問題》，載狩野直喜著，周先平易近譯《中國學文藪》，中華書局，2011年，第112頁。
[29] 同上。
[30] 好比，韓仲平易近師長教師《中國書籍編纂史稿》（中國書籍出書社，1988年）一書對《論語》的成書及其在編纂學史上位置就未予以充足的估計和評價，將之視為“晚期資料匯編”。
責任編輯：葛燦
